大宋繁华真相：养兵主要为内部稳定

【默按】今天刊发的文章，节选自青年历史学者谌旭彬新作《大宋繁华》第八章（注释从略，欲寻史料出处，请查原书），感谢出版方与作者授权默存原创首发。此书是谌旭彬“秦制四部曲”收官之作，不可错过。

大宋繁华真相：养兵主要为内部稳定

文/谌旭彬

宋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钦宗在汴京被围的情势下答应向女真割地求和。金军统帅派十七名骑兵护送和议文书北还。这支金军小部队在路过河北磁州时，被当地的北宋驻军误以为是落单者，河北路兵马钤辖（相当于军分区司令）李侃率两千名禁军与民兵出城，欲将这十七名金军骑兵碾成齑粉。即便金军骑兵声明宋、金两国已经议和，李侃也无意放过他们。可出乎意料的是，战斗的结局却是两千宋朝禁军大败，十七骑金军大胜。原因是金军人数虽少，但因地制宜选择战术并执行战术的能力远胜宋军。《三朝北盟会编》记录下了金军此役的作战策略：

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而稍近 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北宋实施募兵制，禁军是职业兵，规模最盛时超过百万之众。禁军的日常主要业务便是锻炼身体、操练武器、熟悉阵法与战术。就常理而言，应是两千北宋职业禁军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好的战术选择能力与战术执行能力，至少不能比刚刚脱离部落制的兵农合一的女真军队差，但实际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

这种颠倒，可以视为自秦汉至明清以来，秦制政权皆无法回避的 “职业兵困境”，即政权无法通过编练职业兵来实现军事上的崛起。

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职业兵在作战能力上要远胜义务兵。毕竟义务兵顶多在军队里干个两年三年（秦汉至明清的有些时代更短，每丁每次在边境服役不过数月），而职业兵在军队里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后者对战术的理解、对指令的执行、对武器的认知，与前者完全不可同日 而语。但对所有秦制政权而言，职业兵又有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与“家天下”兼容。职业兵部队必须是国家的部队，而非一家一姓之私兵，其存在才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职业兵能够形成的制度前提。而秦制政权恰是“一家一姓之政权”，这决定了它们虽然想搞职业兵，但搞出来的必定不会是真正的职业兵——政治头目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获得真正的职业兵，那就是他自己是部队的直接领导者， 比如曹操直接统领青州兵， 比如安禄山直接指挥范阳的武装集团。只有成为直接的带兵者，政治领袖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有战斗力的职业兵部队， 也才会有动力去建设职业兵部队。而在多数情况下，秦制政权的君王未经战阵，是无力亲自统帅部队的，其对部队的掌控必须依赖代理人。如曹魏政权后期依赖曹真、司马懿等重臣，唐玄宗依赖安禄山等藩镇头目。而一旦依赖代理人，不要说职业兵部队， 即便是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也常常会脱离君王的掌控，渐渐变成代理人的私产。这是“家天下”时代无法解决的死结，亦即“职业兵困境”。

在这种困境下，秦制君王没有两全之法：不能既要职业兵部队具备 战斗力，又要职业兵部队保持对君王“家天下”的向心力。北宋禁军有职业兵之名而战斗力奇弱，便是赵宋皇权刻意选择后的产物。毕竟， 赵宋皇权组建规模百万的禁军部队，其定位上本就主要用于维持内部 的统治稳定，而非对外御敌。赵匡胤曾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 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 民。”话中的叛兵与叛民，皆是针对王朝内部稳定而言。宋神宗后来又进一步解释了赵匡胤对禁军的定位：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 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 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 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宋神宗说，鉴于前代造乱者多是无业游民。太祖皇帝赵匡胤平定天下后吸取历史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皆招募到军队之中，用军队的组织与纪律来约束他们；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让他们珍惜生命，然后以生杀奖惩与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如此，无业游民不敢为非作歹，且可以利用他们去“守护”良民，于是天下太平，再无民众起来反叛。这是自古未有的“大智慧”。

也就是说，自赵匡胤以来，北宋军队的核心职能便是吸纳社会上的 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这一职能的重要性丝毫不弱 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事实上， “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一直是北宋王朝的基本国策。宋太宗时，为实现“乡闾静谧”， 民间“与人为害者”被大量招募到军队之中 。宋神宗时，王安石批评说 “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马端临在 《文献通考》里如此总结这一国策：

自募兵之法行，于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 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然则募兵所得者， 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 所存者，幸也。

在马端临看来，宋代自实施募兵制后，其招募对象就主要是游手好 闲的地痞流氓与亡命之徒，皆是些不肖之小人而少有良民。以不肖之小人来构筑军队，这军队必然无力抵御外敌。国家能够在这种军队的保护下存在，只能说是运气好。当宋徽宗扯虎皮拉大旗，要用这些只能担负内部维稳职能的军队去夺回燕云十六州时，北宋王朝的寿命也就毫无悬念地走到了终点。也正因为北宋自立国之初便将军队的主要职责定性为 内部维稳，所以每逢灾荒年份， 当局就会启动募兵， 自灾民中招募那些破产的青壮年流民， 以避免他们流落在社会上成为隐患。正所谓“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北宋人知不知道禁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当然也是知道的。宋仁宗时，御史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往军队里招募游民，理由之一正是游民 毫无战斗力， “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而败”  。宋神宗时，大臣张 方平建议朝廷实施军垦制度，引起许多人反对。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 “今之军士， 皆市井桀猾，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军中士兵全是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流氓无赖，骄纵惯了， “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去给朝廷种地呢？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秦制时代，良民通常是指没有见识而相当服从官府命令之人。游民不是良民，既因他们常为非作歹，也因他们活 跃在市井之中见过世面，不会在战场上蒙头卖命。只有当秦制政权遭遇外部冲击，需要组建有战斗力的部队来续命时，其军队才会放弃征召游民，转而以服从的“良民”为士兵。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说，戚家军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 野老实之人” 。所谓乡野老实之人，便是没有见识、不会逃跑、只会服 从命令而不会思考自己为何而战的“愚民”。曾国藩招募湘军时，也只 用“朴拙少心窍”的山区农家子弟，坚决不用城市之民与码头之民，理由是“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 。另据李秀成说，太平军起事时重点裹挟的也是愚昧无知的乡下之人，“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这些没见识的乡下人 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只好跟着杨秀清、萧朝贵这些人继续转战。

除以游民为募兵主体外，为防止庞大的职业兵成为代理人的私兵， 赵宋皇权还实施了兵将分离制度，造成一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 效果。与该效果相伴而来的，是没有将领用心训练部队。于是，北宋的百万职业兵就变成了伪职业兵，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纯吃皇粮者。军中将领也普遍蜕化成了克扣军粮、虚报战功、坐吃空饷的腐败分子。

也就是说，在秦制政权下，因其“家天下”的天然缺陷，皆不可能成功实现军队的职业兵转型。即便在创业过程中存在过既有战斗力又有向心力的职业兵，也会在创业完成后或消失，或落入他人之手成为秦制皇权的威胁。曹魏政权创业成功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战斗力，却丧失了军队的向心力；赵宋政权创业完成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向心力， 却阉割掉了军队的战斗力。这种无法两全，实可谓秦制政权的“职业兵困境”。

岳家军在南宋初年的遭遇，也与这种“职业兵困境”有关。

与今人的想象不同，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1）被宋高宗冤杀时， 并未在南宋军民当中激起群体性愤慨。岳飞入狱时，仅有宗室赵士㒟 、大将韩世忠与平民刘允升等少数人试图救护；被冤杀后，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两名太学生站出来为其公开鸣冤。相比元、明、清三代，南宋人咏颂岳飞的诗词也很少。

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拿宋高宗与秦桧的政治高压来解释。但仅如此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毕竟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岳飞获朝廷平反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宋此后还有百余年的国祚。更何况，在政治高压所不及的南宋民间野史里，岳飞的形象也远不如后世伟岸。

何以如此？

地域身份可能是个重要原因。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注意到包括 岳飞在内的“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南方士大夫与南方底层百姓对北伐的热情，必定没有这些出生于北方的武将强烈，毕竟光复中原直接 意味着更沉重的劳役与赋税。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史料中也观察到，宋高宗绍兴年间的江南士大夫，存在“因反对战时财政也强烈地要求整合军队” 的政治立场。这些人有切实的自身利益需要维护，他们能够理解靖康耻与臣子恨，但对那些高倡恢复中原的南渡诸将，恐怕很难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身在历史之中，与那些只讲华夷之辨的后世士大夫， 与那些跟恢复中原已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后世读史者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宋代虽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视为基本国策，但在宋代的政治语境里，士大夫皆是指读书出身的文官，不包括鏖战沙场的武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另一面，恰是要对武将实施严厉压制，要将之排除在共治集团外。故此，宋仁宗时代的名将狄青，即便做到了枢密使，仍要被皇权与文官集团猜忌，最后落了个惊疑终日而卒的结局。换言之，对两宋士大夫而言，打击武将与尊崇文官其实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曾为狄青的遭遇而激发普遍性同情，也不会因岳飞的遭遇而激发群体性愤慨。

事实上，早在绍兴元年(1131)，也就是岳飞被冤杀的十年前，南宋朝廷内部就已出现了呼吁回归祖制、打压武将的声音。翰林学士汪藻上奏说“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建议宋高宗及早针对统兵将领采取措施，否则便要悔之晚矣。吏部员外郎廖刚也上奏宋高宗，说大将们是靠不住的，建议皇帝组建直接掌控的亲兵。绍兴五年，大学士张守言又上奏说大将手握重兵不是好事，建议通过由朝廷提拔部队中层将领 的办法，瓦解大将们的部队。政治立场会影响人的正义观，这种亟盼皇权打压武将的思维定式，使得许多南宋士大夫虽对岳飞之死抱有同情，却不会因岳飞之死而生发出强烈的激愤情绪。毕竟，宋高宗冤杀岳飞，也可以被视为皇权对士大夫呼吁打压武将的直接回应。如此，也就不难 理解南宋人罗大经为何可以无视岳飞之死，仍在其著作《鹤林玉露》里 大赞宋高宗，说他很英明，坚守住了不杀大臣的祖训，使得秦桧之流找不到办法对政敌实施肉体消灭。罗大经无视岳飞之死，是因为在许多南宋士大夫的意识里，岳飞不属于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集团，杀岳飞不算杀士人，不算破坏祖训。

宋高宗赵构当然也从未觉得杀害岳飞是在破坏祖训。甚至可以说， 在他看来，杀岳飞才是维护祖制。建炎四年（1130），不通文墨的大将韩世忠被任命为检校少师时，赵构曾亲手抄了一篇《郭子仪传》交给宰执大臣，要他们召集众将领认真学习郭子仪的忠君保身之道 。绍兴十一 年（1141）初大将张俊入见时，赵构又问他读没读过《郭子仪传》，张俊回答没读过后，赵构立即批评他，说郭子仪虽统领大军在外，“而心专朝廷，或有诏至， 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  。赵构还警告张俊，说你现在掌控的军队“乃朝廷兵也”， 只有“尊朝廷如子仪”，才能自己有福，子孙也有福。否则的话， “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

类似这般杀气腾腾的话，赵构同样也对岳飞说过。时为绍兴七年 （1137），赵构先是头脑发热，郑重允诺由岳飞统领淮西军，后又因担忧岳飞势力坐大而反悔。岳飞前前后后被折腾得不轻，怒而辞职，没等赵构批准便前往庐山为母亲守孝。后来，君臣各退一步，赵构派人去庐山劝说岳飞，岳飞前往建康府向赵构谢罪。君臣相见时，赵构的安抚话语中已带着浓重的杀机：“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 在赵构这里，用“不测之祸”威胁张俊， 用“惟有剑耳”威胁岳飞，使他们懂得“尊朝廷”，才是驾驭武将的祖训。

需注意的是，赵构口中的“尊朝廷”并非是要将领们忠于国家。对家天下政权而言，以朝廷、国家为辞只是话术，赵构真正想要的，是将领们忠于自己、服从自己。绍兴六年（1136）七月，岳飞奉命执行赵构的意志前往江州驻屯，大臣赵鼎据此评价说诸将已懂得“尊朝廷”，赵构的回复是：“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刘麟是伪齐政权皇帝刘豫之子，伪齐是金人扶植的敌对势力。赵构不在意宋军击败伪齐军队，只关心诸将是否服从自己，其政治要求的排序清晰可辨。对绍兴年间的赵构而言，金人虽仍可怕却已是次要矛盾，那些不知 道“尊朝廷”的大将才是让他睡不着觉的存在。

赵构的这种政治要求排序，其实也是宋代祖训的一部分。绍兴十一年（1141）三月，南宋军队的抗金形势甚好，宋高宗却对大臣说：“澶渊之役，挞览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抗辽（金）优势，是国事；约束诸将，防止诸将取得更大功绩后不好控制，则是家事。宋真宗当年将家事放在国事之前，宋高宗如今也同样将家事放在国事之前。

说到赵构的这种政治要求排序，还应该再提一提建炎三年（1129） 的“苗刘之变”。该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欲消灭南宋，赵构仓皇逃 亡。三月份，杭州的护驾部队在御营军将领苗傅、刘正彦的率领下发动 兵变，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宋哲宗的妻子隆祐 皇太后垂帘听政。兵变被韩世忠等人平息后，苗、刘二人被赵构钦定为叛贼残忍处死。

“苗刘之变”的本质，是抗金军人对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极度失望。这失望的远因，是赵构重建赵氏家天下的动力，远甚于拯救天下 黎庶。他下旨解散抗金义军、向金军传递“决幸东南，无复经理中原之意” ,驻跸扬州十余月无所建树纵情声色……如此种种皆令军中将领失望。这失望的近因，是面对金军兵锋，庙堂中枢既无抗敌部署，也无逃跑预案，以致当金军游骑兵抵达瓜州时，扬州军民十余万尚拥堵江边， 半数军民无辜淹死。金军入城后又火烧扬州，全城仅数千人幸存。这些惨剧给江南民众造成了巨大刺激，可赵构逃到杭州城后，他身边受宠的太监康履与一众宦官却还大张旗鼓、行帐塞街，只为去观赏海潮。金人大屠杀下幸存的百姓与军人愤懑难平，遂激发出“苗刘之变”。兵变传单之中，就有痛骂朝廷中枢“安然坐视，又无措置”,给两浙百姓带来 巨大灾难的内容。

在这场兵变中，苗、刘二将无叛国之意，他们想要推翻的是以赵构为首的朝廷中枢。但在赵构看来，苗、刘二将正是“诸将不尊朝廷”的典型。赵构后来要诸将读《郭子仪传》，要韩世忠和张俊向郭子仪学习，还说自己不在乎宋军是否打胜仗， 只在乎诸将是否“尊朝廷”。如此种种，都存有防范“苗刘之变”重演的用心。

遗憾的是，岳飞虽忠于南宋这个国家，却满足不了赵构“尊朝廷” 的需求。负气辞职上庐山是一例，作战时部队调动常不能让在宫中遥控指挥的赵构满意又是一例，不像其他武将那般谨守所谓“本分”、建言赵构早立太子以挫败金人送宋钦宗之子南下扰乱皇位继承规则的阴谋， 也是一例。在赵构眼中，这类行为皆属于“不尊朝廷”，皆属于不以朝 廷（也就是赵构本人）的意志为意志。岳飞被冤杀后不久，赵构兴奋宣称“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他终于做到了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终于重新构筑起了“家天下”，再不必担心发生“苗刘之变”。

赵构的这些话，也足以纠正一个流行多年的错误论断，即“为了向金人妥协，赵构杀害了主战的岳飞”。这个论断颠倒了因果，在赵构的政治逻辑里，与金人妥协只是手段，整肃军队杀害岳飞从而让将领们懂得“尊朝廷”才是目的。没有一个宽松、和平的宋金关系，赵构不敢冤 杀岳飞；要冤杀岳飞，首要之务就是向金人妥协以缓和宋金关系。朱熹曾言：岳飞之所以悲剧收场，“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于巨室’者也” 。宋高宗要的，不是一支控制在职业将领手中，有助于恢复国家的有战斗力的岳家军，而是一支控制在皇权手中，有助于巩固家天下的军队。收复故土不重要，重要的是“尊朝廷”，而朝廷便是赵构自己。